[这个贴子最后由镜与灯在 2002/02/14 07:53pm 编辑]

                在一首诗面前羞愧难当<p>
   抱怨命不好的人，喜欢开玩笑说没有生在美国而生在了中国。这样说的时候，很少有人能想到，其实，自己已经是13亿人中那幸运的30%，没有生在农村而有幸生在了城市。
   
   像我这种生在城市、长在城市、工作在城市的人，城市仿佛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完整世界。农村是存在的，我知道它存在，却又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就像飞在天上，经过的土地再多，下面也只是一片虚空。我知道城市中有成千上万从农村投奔而来的农民，无论他们和城市人穿得怎样像，还是能让人一眼就区分出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昼夜加班，工资却可能不及我的三分之一，但他们总是随手扔果皮纸屑，每次在干净的街道上看见这些东西，我都会在心里怪他们弄脏了我的城市。

   说实话，我不是一个麻木不仁的人，相反，自认为对人和世界特别地心存爱意。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二战后，很多人分析德国人的残忍从何而来，有人说，因为自己从小受的教育里，犹太人不算“人”。这个例子之所以不太恰当，是因为我绝对不可能认为农村人不算人，只是，他们离我的世界太远，远到成为客体，成为窗外的风景，尽管本来我们应该呼吸相闻。<p>    其实，很小的时候，我曾经极度地渴望过农村。那时我刚上初一，父亲的单位――我所在的学校张榜公布了每家够格留城的孩子姓名，里面有我，因为哥哥姐姐都“上山下乡”了。我看着自己的名字，很是懊恼：第一，我一直想下农村去顶替姐姐，让她回城，现在这个愿望泡汤了；第二，农村生活一定无法无天，我喜欢。<p>    还没上小学的时候，我去过农村，至今一闭眼，脑子里就能想起农家院里那高高的石磨。除此之外，还有大片大片的果林。在那里，我平生唯一一次看见嫁接果树，也第一次认识了桃树、杏树。我像归山的猴子一样快活得往每一颗树上乱爬。有一个大哥哥总带着我单独去玩，我很喜欢他。后来偶尔还会想起他，纳闷他对我的亲热劲。有一天，我忽然醒悟：他一定是一个有些恋童倾向的病态青年！大概他自己也很苦闷，有点怯生生的犹疑。<p>    那时我已经变成了真正的成年人，关于农村的记忆，并不比小说、电影里来得更真实。实际上，后面这两种方式，几乎就是我了解农村的全部途径。很多年里，农村题材的作品总是比别的题材更震撼人心，对此我的理解是：因为作者可以更方便地、更少顾忌地把人性中的冷酷、残忍、荒诞、麻木与善良、勤劳、忍耐、牺牲混合在一起，因为所有不可能之事都可能在农村发生。<p>    在大学里，节假日共同出行游玩，几个农村同学总会主动凑起来拍张合影，他们脸上，有着明显区别于城市学生的憨厚与羞怯。我们组有个高高大大的农村同学，每次遇到沟坎或需要拿什么东西时，都会及时出现在我身边。我隐约地感觉到他对我的好感，却不以为怀。毕业后，他分配在我所在的城市，我去了西北一个小城，各自结了婚。有一年暑假我回家乡，几个同学聚在一起。看见我，他眼里竟然照旧掠过一丝我熟悉的羞涩。有一次我们同乘一辆公共汽车，分坐前后座位。我漫不经心地看着窗外时，突然感到他的手指在我背后的衣服上轻轻地摩挲，显然他并不想让我觉察，粗大的手指，动作却轻柔得像一片草叶。那一瞬间，我断定大学中他一定深爱过我，因为他怯怯的指尖上分明带了太多的柔情。<p>    那轻过草叶的碰触，可以说就是我与“农村”最深切的接触，唯一一次，我的心真实地感到了伤痛：如果不是农民的孩子，我相信，他的爱意不会表达得如此谦卑。<p>    大学时，贫困同学最高能得到每月20元的助学金。有个姓何的女同学，不但家里没有钱寄来，每月还倒往家里寄钱。毕业后很久，我才知道她的情况，听说她饿得晕倒过两次。这件事让我好一阵内疚。我不是一个爱说话的人，但同学4年，我竟然跟她没说过一句完整的话。如果不是有这件事，我恐怕早忘了她的名字。现在想来，我们的隔膜，虽然并非简单地因为生在农村或城市，却的确都和农村与城市的差异有关。<p>    并非出于傲慢，我常常目中无人地与熟人擦肩而过。对她，我想也一定有过视而不见的时候，那一定会伤及她的自尊吧？那个个子小小、总饿着肚子的农村姑娘，不知肯不肯相信我的无知无觉，肯不肯原谅我的无知无觉？<p>    是的，无知无觉。与农村有关的眼泪，我也流过，但却不是在书房，就是在电影院。直到前几天，我突然读到一首写给流浪农民的诗：<p>
    据说这个城市有一千万人口，
　　有的住花园别墅，有的住胡同平屋，有的住在海里头；
　　可是我们没有一席之地，弟兄们，我们没有一席之地。<p>     我们逃离饥饿，寻找幸福，交通部门要走我们的所有，
　　让我们挤在一起窒息，疯狂，死去，认清自己
　　不如他们眼里的一条狗，弟兄们，我们不如一条狗。<p>     我们没有身份，派出所的人抓住我们说活该，
　　“如果不交钱你就没有三证，对我们来说你就不存在。“
　　可是我们存在，我们还活着，兄弟们，我们还存在。<p><p>    找不出任何原因，恰巧是这时，是这首诗，像钉子一样钉了进来，刺痛了心口。这痛使我吃惊地醒悟到之前自己的不痛，使我禁不住带着惶恐开始反省内心。<p>    我的渴望农村、那些果林、病态的青年、怯怯的爱情以及被饥饿折磨的同学，所有这些和农村有关的故事，都是我在这首诗之后回忆起来的，我发现,所有这些回忆竟无一例外地带着轻飘飘的美感，被用来装饰了我自以为悲天悯人的情怀――我绝望地从我从前的眼泪中看见了虚伪。<p>
    我们交纳了增容费，暂且安身。报纸表达得暖昧，
　　老太太的小脚跑来可真是敏捷，逢年过节地喊着防贼；
　　她指的是你和我呀，弟兄们，她指的是你和我。<p>     有人说我们太笨，素质太低，为什么禁止我们进入
　　很多行业？他们明明知道中关村里的电脑是我们攒的。
　　有人说我们到城里来只是出丑，同样是修路，扫地， <p>　　法律法规却让我们交出自由，
　　我们规规矩矩地坐在城里人身边；
　　他们却皱着眉头，弟兄们，他们指我们太臭。 <p>　　听说学者们的忧愁就像富人的富有，就像我们的匮乏，
　　他们反抗现代性的异化，听说他们比我们活得光荣伟大；
　　他们在绝望里令人感动，弟兄们，我们在绝望里无所适从。 <p>　　我想我听到了这个城市上空有一个声音，
　　那是陌生却异常的权威，说：“他们必须牺牲。“
　　噢，我们在他的掌握之中，弟兄们，我们在他的掌握之中。 <p>　　我们流浪，从80年代到又一个世纪，
　　我看见这个城市日新月异，万家灯火；
　　没有一盏属于我，弟兄们，没有一盏是我们的。 <p>　　武装警察越来越多，防暴队伍有特殊的任务，
　　从东单到西单，他们要保卫权威和一种幸福，走去又走回；
　　他们在寻找你和我，弟兄们，他们在寻找你和我。 <p>
   ――《十月诗草之五：歌拟奥登》，一瞬之间，这首再简单不过的诗使我变成了城市里流浪的农民，我在我的城市里伤心欲绝，并且羞愧难当。<p><p><p>附余世存原诗<p>
           十月诗草之五：歌拟奥登 <p>
　　据说这个城市有一千万人口，
　　有的住花园别墅，有的住胡同平屋，有的住在海里头；
　　可是我们没有一席之地，弟兄们，我们没有一席之地。 <p>　　据说这里是我们的历史和梦想，是我们的骄傲，
　　我们像亲戚来串门，却也引起它的懊恼；
　　它让我们呆在原地不动，弟兄们，它让我们原地不动。 <p>　　我们的原地，荒凉的地方只有不长五谷的山沟，
　　我们要靠它吃饭人们却痛心疾首；
　　他们不让我们砍树，弟兄们，他们不让我们砍树。 <p>　　我们逃离饥饿，寻找幸福，交通部门要走我们的所有，
　　让我们挤在一起窒息，疯狂，死去，认清自己
　　不如他们眼里的一条狗，弟兄们，我们不如一条狗。 <p>　　我们没有身份，派出所的人抓住我们说活该，
　　“如果不交钱你就没有三证，对我们来说你就不存在。“
　　可是我们存在，我们还活着，兄弟们，我们还存在。 <p>　　那从我们中间飞升上去的悄悄地说我们是一种文化，
　　我们游荡去来，像蝗虫，从三国水浒吃到现在；
　　他们说我们是害虫，弟兄们，他们说我们是祸害。 <p>　　去到一个科研院所，他们论证说
　　目前还没有我们的现代化计划，等下辈子再来找它；
　　但这辈子我们怎么化，弟兄们，这辈子我们怎么变化？ <p>　　我们交纳了增容费，暂且安身。报纸表达得暖昧，
　　老太太的小脚跑来可真是敏捷，逢年过节地喊着防贼；
　　她指的是你和我呀，弟兄们，她指的是你和我。 <p>　　有人说我们太笨，素质太低，为什么禁止我们进入
　　很多行业？他们明明知道中关村里的电脑是我们攒的。
　　有人说我们到城里来只是出丑，同样是修路，扫地， <p>　　法律法规却让我们交出自由，
　　我们规规矩矩地坐在城里人身边；
　　他们却皱着眉头，弟兄们，他们指我们太臭。 <p>　　听说学者们的忧愁就像富人的富有，就像我们的匮乏，
　　他们反抗现代性的异化，听说他们比我们活得光荣伟大；
　　他们在绝望里令人感动，弟兄们，我们在绝望里无所适从。 <p>　　我想我听到了这个城市上空有一个声音，
　　那是陌生却异常的权威，说：“他们必须牺牲。“
　　噢，我们在他的掌握之中，弟兄们，我们在他的掌握之中。 <p>　　看到一只狮子狗裹着短袄，别着胸针；
　　看到门儿打开，让一只猫走进门；看到人们都在出国；
　　看到学生们扔砖头，看到“我的朋友比尔“在北大演说； <p>　　看到春天的花和春天的鸟，
　　看到一条鱼在饭店前的水池里自在地游，
　　我们是新奇带一点儿糊涂，弟兄们，是新奇带一点儿糊涂。 <p>　　我们流浪，从80年代到又一个世纪，
　　我看见这个城市日新月异，万家灯火；
　　没有一盏属于我，弟兄们，没有一盏是我们的。 <p>　　武装警察越来越多，防暴队伍有特殊的任务，
　　从东单到西单，他们要保卫权威和一种幸福，走去又走回；
　　他们在寻找你和我，弟兄们，他们在寻找你和我。 <p>

写得真好，也许在我的内心深处，也有过那种城里人的优越感
这是所有在城里长大的孩子都有过的感觉
只是现在仔细想想，我又能再做些什么？
我也惭愧，可是现实的我就是那么自私~

[这个贴子最后由passby在 2002/02/22 09:08am 编辑]

零时代？？歌唱祖国（青天）<p>新年了，打开电脑，想写点什么，心情恹恹的，提不起嗨皮牛耶儿的兴致。眼前的社会似乎是充满着小资情调的蜜糖以及各式各样的矫情主义。每个人都在用各种各样行为表达着某种放松，强颜欢笑般在各自圈子里飞来飞去。而我或着如我般的苦孩子则期盼着新时代的降临。尽管这只是令人心酸的奢望。 <p>下面是个人用四篇文字合成的回望中国2001以及2002新年祝福： <p>一、刚烈自尊的民族魂（王泠一） <p>２００１年４月，日本文部省放行右翼历史教科书，韩国政府召回大使、严词抗议，韩国民众游行不断，焚烧日本国旗，抵制日货，韩籍慰安妇出面控诉，韩国议员东京街头静坐绝食…… <p>韩国政府与民众在这次日本教科书事件中的不屈不挠、决不姑息令世人瞩目，更让暗渡陈仓屡屡得手的日本政府大伤脑筋。韩国国力远逊日本，经济发展所需日本处极多，但韩国人并不愿“灵活外交”、拿民族尊严换日元，挟愤懑情绪而行霹雳手段，正是韩民族性格的集中体现。 <p>身处海洋与大陆之间、半岛环境中的韩国，腾挪的空间是有限的，自古承受着强大的外界压力。近代以来，韩国不断受到日本侵略，并一度成为其殖民地。地缘上的不利和曾经苦难的历史，使韩民族对外极为警惕，也造就了其人民敏感、自尊、刚烈的民族性格。 <p>韩国人具有超乎寻常的敏感性格，对外洞察力十分敏锐，故而常能在第一时间作出令人目眩的反应。这和朝鲜半岛的战略位置以及韩国长期处在大国外交利益碰撞下进行惨淡经营的经验有密切关系，韩国也因此接连产生了一代又一代对外交极其敏感的政治家。 <p>不仅政党领导人如此，而且国会议员、妇女领袖、企业精英、大学教授等社会各界的头面人物都有这种素质。３月金大中访美，未能就阳光政策取得布什新政府的明确支持，韩国学者随即指出美朝关系会大幅度后退。果然不久后朝鲜发布的公报就明确要求驻韩美军“滚出朝鲜半岛”，从而结束了关于朝美关系升温的所有想象。 <p>日本显然低估了韩国朝野的这种敏感素质。４月中旬日本文部省放行右翼教科书，认定日本在向右转的韩国朝野迅速作出强烈反应：群众走上街头、学生包围日本驻韩使馆、政府召回驻日大使崔相龙、日本国旗被到处焚烧。现崔相龙虽然返回了东京，但是怀里揣着正式的抗议国书。 <p>韩民族的自尊心强烈而且专一。韩国的历史教科书一向宣讲韩民族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能力最优秀的民族；也一直认为朝鲜半岛是世界儒文化的传播中心，日本在文化上只是韩国的学生等等；对于韩国被日本吞并的历史，韩国人不愿多谈，而更强调金九等韩国独立运动领导人的功绩，以及韩国如何帮助美、苏、中等大国取得二战胜利。 <p>日本右翼编撰的历史教科书把当年的日韩合并条约认定为合法，意味着整个朝鲜半岛曾经是日本的领土，日本有权在其行政管辖范围内驻军、征税、征兵、征慰安妇和开发战略物资。如此，韩国独立运动志士的抗日活动、韩国和朝鲜的光复以及韩朝两国向日本的索赔，倒好似是不合法的了。韩国朝野如何能够忍受这样的污辱，当然要作出最强烈的反应。 <p>韩民族的性格极其刚烈，表面看来是不知变通，实际是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肯姑息。在涉及到民族尊严的问题上，韩国人的情绪更会不顾一切地如火山般爆发，直至拼个鱼死网破。如驻韩美军在汉江偷偷排放污水事件被韩国媒体曝光后，韩国民众的抗议持续一月有余，驻韩美军最后不得不按韩国政府的要求向韩国民众道歉。 <p>日本篡改教科书事件发生后，日本驻汉城使馆、驻釜山总领事馆每天都被愤怒的人群包围，同时，韩国民众自发掀起了抵制日货的行动，韩国政府的对日交涉也迅速升级。４月中旬韩国外长韩升洙与韩国总理李汉东先后发表言论指斥日方行径，金大中总统也一再强调韩日关系的正常化是建立在日本对以往侵韩历史谢罪的基础上的，这在１９９８年他本人访日时和日本前首相小渊惠三共同签署的《韩日联合公报》上有着白纸黑字的体现。 <p>根据金大中讲话精神，韩国外交通商部拟定了一系列对日报复计划，如派遣抗议使节团、中止两国军事交流计划、禁止右翼日本人士入境、支持民间大规模索赔、推迟向日本开放文化市场等。而韩国议员金泳镇赴东京日本国会大厦外绝食抗议达一周之久的行为更突显了韩民族的刚烈性格。 <p>在韩国朝野“抗日”运动如火如荼的同时，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也终于落幕，小泉纯一郎成为自民党的新领导人并将接任日本首相。小泉上台后，除了要理顺森喜朗给他留下的内政杂务外，当务之急是要妥当处理正处于十字路口的日韩关系。而要处理好对韩关系，便要了解韩民族不惧强富的自尊性格。尽管从地缘上讲韩国是离日本最近的国家，从经济上讲两国甚至已经在就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蹉商了；从国际政治的视角来看，两国也都是美国的盟友，布什入主白宫后也加大了美国对韩、对日关系的重视程度。可是，四月教科书事件以来，日韩关系急剧恶化，使所谓的美日韩三角根本无法成形，东北亚局势产生新的变数。 <p>从韩民族的性格来看，韩国政府尤其是民众恐怕不会随时间而熄灭怒火、冷却激情，日本方面作出一个交代是在所难免的了。可是，宣布如当选就去参拜靖国神社的小泉纯一郎能有诚意去解决这一问题吗？面对敏感、自尊、刚烈的韩国人的抗议潮，小泉纯一郎又能拿出怎样的高招来呢？我们拭目以待。 <p>二、乌托邦（王怡） <p>乌托邦的欢乐具有虚拟性。观春节联欢晚会上的欢乐，也是具有虚拟性的，因此春节联欢晚会是一个呼之欲出的乌托邦。 <p>我们在互联网上的言谈，反而是真实的谎言。即使我们隐姓埋名，女扮男装。即使我们如比尔盖茨所说，在身上装几十万个传感器，进行网上性爱（cybersex），那也比春节晚会的快感更真实。因为我们的言语不仅出自肺腑，而且经过了大脑，而不是单单经过脊椎神经。 <p>春节联欢晚会，便年复一年为我们制造人多势众、群情汹涌的场合。让我们的头脑暂时下岗，让脊椎神经充分活跃。 <p>首先是鼓乐喧天，数百人齐齐出场，在高分贝的低音炮里，间杂着预先录制的欢呼雀跃：“好棒哦！”、“哇塞！”、“嘿嘿！”、“太开心了！”，等等。 <p>这一幕似曾相识，像不像传销组织的鼓动会？ <p>三分钟之内，你若是还没有心跳加速、血压上升，脸面泛起初恋般的红晕，--你也就太对不起党和人民数十载的苦心栽培了。 <p>由于成年人一上场便傻乎乎地直乐，有点欲盖弥彰，就有人提意见。近年来晚会的序幕便全换上了十岁以下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孩子们的一张张脸笑得稀烂，因为儿童的快乐是不需要理由的，晚会导演便借助儿童无厘头的狂欢，来感染每一个尚未关掉手机、尚未进入迷醉状态的成年人，并临时抱佛脚，对某些显得生疏的人脸对脸地进行现场教练。 <p>接下来便是歌舞升平，开始对你前戏阶段被唤起的无内容的笑，进行填充。看看，人家解晓东在台上跳得那么累、那么卖力，难道你就不觉得“咱们老百姓今晚真呀真高兴”？再等我们把“那个火呀”、“那个牛呀”的大好形势给你RAP一番，你便是多么阴冷也该动情了。只等最后黄钟大吕一响，VIP 一出场，你便也如宋祖英一样翘首企盼、柔情万丈，“总想对你倾诉，我对××是多么热爱……”。 <p>大概中国会煽情的人不是进了CCTV，就是入了传销队伍。其他行业都没这么厉害（拍电影的就老是煽不来情）。不过煽情决不是春节晚会乌托邦的唯一价值取向。哪有这么便宜让你我白白高兴一回的？导演们还要进一步提高思想水平，寓教于乐。笑过之后，再让你泪腺饱满，盈余而出。 <p>就在你的一声爆笑刚刚收尾，全场忽然雅静。神色凝重的主持人缓缓而行，把一个感天动地的高尚故事讲出来，把一钵长江水、黄河源捧出来，把一位残疾人士（陆幼青如果还活着，肯定上今年的春节晚会）用轮椅推出来，把一群穿着56种民族服装的汉族老乡叫出来。这时你扪心自问吧：我该怎么办？你只有低着头，觉得自己刚才的笑声是多么肤浅，你在羞愧之中还觉得某某人的背影怎么变得越来越大。你不由暗暗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为了我国实现第三步走的宏伟目标再奋斗一年！ <p>如果有个别人光看热闹，忘了象从前的语文老师一样总结中心思想。没关系，付笛声会告诉大家：“一根筷子耶，轻轻被折断，十根筷子耶，紧紧抱成团”，郁钧剑则会循循善诱：“大河涨水小河满，锅里有了碗里有。父慈子孝顺、妻贤夫兴旺”，最后韦唯高屋建瓴，为大家演唱一曲--《爱的奉献》（鼓掌）。 <p>“爱的奉献”的意思，不是有人要向我们奉献，而是要挟我们要向VIP 们奉献。 <p>又很眼熟。整个一个李光耀先生“亚洲价值观”的中国娱乐版。 <p>这时，众多主持人纷纷把守一扇大门，开始双手微微颤抖地为大家宣读来自祖国各地、海内外华人的贺电和伊妹儿。你顿时感到有一种力量来自五湖四海，慢慢汇聚于你的脐下三寸。你发现自己的欢乐不再孤单，而有了组织的温暖。当然，假如你不幸属于那种麻木不仁、三锥子都锥不出血来的家伙，你也看见了，你真的是属于极少数极少数的一小撮人。你大可以去换一个频道，去看看春节戏曲晚会或文化部春节晚会什么的。 <p>一个由电视信号接收终端和光纤网络组成的虚拟社区，一个由真人表演的“乌托邦 True man show”，一个比好莱坞更加强大的“梦工厂”，在每年除夕之夜8：00时分，像闹钟一样准时叫响。春节联欢晚会已替代了庙会、炮竹、春联，成为由官方一手操办的文化图腾。近年来凡针砭时弊的节目统统枪毙，春节联欢晚会已从当初的演义走向建构，VIP 在晚会曲终人散时的定时出没。也表明这台晚会似乎已被意识形态部门渐渐接管，买壳上市。 <p>所谓“联欢”，在我们的语境中有特殊意味，与“联席会议”的“联”不同。我们的“联欢”是自上而下的执政党与民主党派“联欢”，上级领导与职工们“联欢”，主管部门与企事业单位“联欢”，甚至干警与囚犯“联欢”，总之，是“官”与“民”的联欢。不过围绕“全国基本上实现小康”这一令人亢奋的口号，利用各种艺术形式进行多方位烘托，和近乎全裸的暗示。 <p>人家平日里都是“独乐乐”，一年一次想和我们“众乐乐”，给不给面子？ <p>我和家人一道，守在除夕之夜，信口开河，把春节联欢晚会当作猴戏来看。 <p>三、中国股民与中国农民（西乌拉帕） <p>中国30多年一直对农民的粮食及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农民对自己辛苦生产出来的农产品没有定价权，只能按照国家规定价格把粮食"卖"给国家。此政策维持长达32年（1953-1985），迄今在棉花、粮食收购方面仍然痕迹深深。涉及多达9亿农民。 <p>国有股减持，股民没有定价权，只能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买进股票。涉及人数5000万左右，间接涉及1亿人口利益（按照三口之家计算）。 <p>股民不满意，还可以抛售股票，以脚投票，表达抗议。农产品收购价格再低，农民也没有丝毫还价的余地，34年如一日地交钱交粮。不按照规定价格和数量向国家"卖"粮，就会被全副武装的政府小分队捆绑、吊打、拆房….无所不用其极。 <p>2002年1月25日星期五新华网报道，湖北监利农民不堪重负自杀身忘。事实上，这只是冰山一角、九牛一毛。每年关于农民被逼自杀的报道不绝于耳，也未见政府有丝毫实质性的政策收敛，而关于股民挤兑券商的传闻却能够让政府果断深夜暂停既定政策！谁轻如鸿毛，谁重如泰山，一望便知！ <p>股民亏损了可以上网骂娘骂政府，甚至可以上街逛逛，农民则只有老实再老实，为城里人输送最优质量的农产品。 <p>股市一旦不好了，总有一大群据说富有"正义感和良心"的经济学家（如吴、萧、董、….）争先恐后地跳将出来呐喊；9亿农民的利益被剥夺了几十年也没见个什么人敢站出来放个屁。 <p>中国股市造就了一大批富翁，实现了社会财富大转移和再分配，中国的农村政策为城市源源不断地输送廉价的人力和物资，实现了农村财富向城市工业人口的大转移。 <p>中国股民和中国农民的财富被转移投入到国有企业这个永远也填补不了的巨大黑洞里。不同的是，绝大部分股民是国有企业职工，政府挽救国有企业对他们也有利，况且他们在股市上亏掉的钱，本身有一部分正是政府从农民那里通过人为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转移过来的财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1952-1986期间由此转移的财富累计约6000亿元），因此，平心而论，股民毕竟还是挽救国企政策的受益者，他在股市上的损失还可以部分地得到弥补。而中国农民则是只进不出的"活雷锋"，几十年下来，什么医疗保险福利保障都没有，修学校建公路全部得自己掏腰包，纯粹是资金净流出。 <p>所以，中国农民与中国股民既有类似的境地，但二者差异却极端明显，中国股民毕竟还炒得起股票，搞得好还可以借助于政府救市政策坐坐轿子，赚点小钱；与之相比，中国农民则是在地狱里苦苦挣扎。 <p>中国股民还可以叫喊，中国农民则连叫喊的声音都没有了。中国股民之所以呐喊，是因为根据历次政府救市的经验，他们知道"喊有所盼"；中国农民也根据历史的经验，早就看透了，他们知道喊了也是白喊。所以他们沉默。股民喊了还有地方发表，还有渠道让上面的人听见，农民们喊了有谁听？所有的媒体都装聋作哑多年了。你何曾听闻过来自农村的真实报道？ <p>股民心存希望，所以他还在骂娘；农民早已经绝望了，所以他要么忍气吞声，要么揭竿暴动。 <p>国有股是全民所有的国有资产，是中国长达5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积累起来的全民财富，这其中既有国企工人长期低工资贡献出来的积累，更包括了长达50年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形式从9亿农民那里赤裸裸剥夺而来的财富积累。 <p>国有股减持，按照目前的方案，不过是一场如何瓜分这些累积财富的问题。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瓜分，因为这些财富本来就是人民的，早就该"物归原主"。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分，分给谁。目前的实际情况是，9亿农民竟然被排斥在这个分配方案之外-----国有股减持资金的用途说得很明确，就是用于填补社会保障帐户的亏空。而我们知道，在中国，9亿农民至今没有享受任何社会福利及养老保障。 <p>由此看来，表面上吵吵嚷嚷的国有股减持，腥风血雨的股市争夺，其实不过是一场分赃大会-----之所以称其为"分赃"，就是因为相当大部分的财富是从农民那里通过强权掠夺而来的，而农民却被排斥在分配对象之外------只不过由于分赃不均，开始了"狗咬狗"的吵架甚至扭斗。这就是围绕"国有股减持"发生的争论的实质。 <p>股市连续爆跌，让无数中小散户措手不及、高位套牢，多年积蓄转眼之间化为灰烬。这的确值得同情。但是，我不得不冒着股民们的唾沫星子说：
广大股民景况再差，毕竟还有参与分配的机会，比起被排斥在圈外的9亿农民来说，已经是"幸运"得多了。换言之，农民正因为被排斥在外，此次竟然"幸运"地避免了一场大灾难。拜苍天恩赐！ <p>对于政府推出的国有股减持方案，中国股民火气很大，他们说：这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财产，现在你政府却向我们高价减持，我不干！他们的话其实并不全对。因为这些国有股中有相当部分其实是农民积累来的财产。 <p>国有股（国有资产）=股民财产+非股民财产+农民财产。如果政府仅仅把股民所有那部分财产拿来减持，那么，我们说，就是按照净资产减持也太高，应该零价格白送才对。因为那本来就是自己的东西，拿回自己的东西根本不该再花钱去买。但问题是，中国13亿人口=1亿股民+2亿非股民+9亿农民，你1亿股民凭什么白得另外11人的财富？所以，你就必须花钱去买。这就是中国的国有资产只能有偿转让而不能按照前苏联那样无偿发放私有化证券的原因。除非把这些财富向全中国人无偿分配，否则，私有化进程就必须采用有偿购买的方式进行。因为1亿股民购买的不仅仅是自己所有的财产。 <p>至于这个价格，该如何确定呢？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下，1亿人面对13亿人50多年积累起来的巨额财富，需求与供给远远失衡，"竞"出来的价格可能非常低，形式上的公平掩盖着实质上的不公平。国有资产难以卖个好价格。 <p>国家应该把9亿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这是理所当然的。必须打破原来那种少数人私下瓜分全民财富的恶劣图谋，9亿农民有权参与到这场利益大分配革命当中来，而不是撂在一边晒太阳！ <p>为了使减持利润最大化，需要打开国门，引进国内外的投资者，让国有资产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需求充分的环境下，求得一个供需平衡的合理价格。这才是真正的"竞价减持"。 <p>国有股既然是全国人民共有财产，其减持就不能仅仅靠中国证监会或者财政部说了就算数。理想的情况应该是举行全民公决，至少也要全国人大代表大会来讨论决定。涉及到13亿人民共同切身利益的大事情，怎么仅凭几个海龟或土龟的意见而没有经过立法机关的讨论审批就草率行事呢？ <p>曾经一度有位著名的北京某经济学家建议把股市开到农村去，让农民也来参与炒股。我说，行行好吧，积点德吧！难道还不知道10年股市害了多少人？！5000万城市股民炒来炒去被高高地套牢在5.19以来的大牛市里，无计可施了，于是打起了9亿农民的主意，想让他们来接这烫手的山芋！难道农民还被剥夺得不够吗？可见，提出该馊主意的人啊，祸水东移之心，路人皆知。其幻想也天真，其用心也险恶！！！ <p>过去50多年中，9亿农民被搜刮干净，成了地道的赤贫。于是邪恶而贪婪的魔掌伸向了中国股民的腰包。5.19那"恢复性行情"的《人民日报》社论，将5000万股民引进了一个天大的陷阱！如今回头看看想想，那可不是一个天大的陷阱吗？ <p>当初那些城里人，他们从农村廉价买进各种原材料，然后将自己的工业产品高价向农村倾销，饮农民的血喝农民的汗，他们吃最好的大米白面，穿最好的丝绸棉衫，在国有企业里悠哉游哉，生老病死都有人管，得意洋洋自以为比农民高贵；谁知道时过境迁，现如今自己也成了被吃的对象。当初吃人，而今在一边吃人的同时初步偿到了被人吃的滋味。可是很多股民仍然不明白，他们感到困惑，当初不是你发的社论叫我买进吗？他那里知道，1999年5.19张口倾盆血口，只等他喜笑颜开地走进来。2001年6.14国有股减持办法出台，咣铛一声，900点股指飞落直下，上万亿财富灰飞湮灭！ <p>不客气一点说，过去吃人，今日被吃，这难道真是命运的作弄？ <p>客气一点说，无论股民还是农民，都是被吃者。同病相怜，应尽释前嫌，联合起来，去寻那仍在吃人者去！ <p>所以，如果摆脱涨涨跌跌的纠缠，跳出圈外放眼看清了中国股民与中国农民的相似与相异之处，你就会发现这场闹剧的实质与后果！你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国有股为什么老是要高价减持！ <p>爆跌之日，请原谅我"恶毒地"在您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我只是试图换个角度看问题。 <p>四、歌拟奥登（余世存） <p>据说这个城市有一千万人口，
有的住花园别墅，有的住胡同平屋，有的住在海里头；
可是我们没有一席之地，弟兄们，我们没有一席之地。 <p>据说这里是我们的历史和梦想，是我们的骄傲，
我们像亲戚来串门，却也引起它的懊恼；
它让我们呆在原地不动，弟兄们，它让我们原地不动。 <p>我们的原地，荒凉的地方只有不长五谷的山沟，
我们要靠它吃饭人们却痛心疾首；
他们不让我们砍树，弟兄们，他们不让我们砍树。 <p>我们逃离饥饿，寻找幸福，交通部门要走我们的所有，
让我们挤在一起窒息，疯狂，死去，认清自己
不如他们眼里的一条狗，弟兄们，我们不如一条狗。 <p>我们没有身份，派出所的人抓住我们说活该，
"如果不交钱你就没有三证，对我们来说你就不存在。"
可是我们存在，我们还活着，兄弟们，我们还存在。 <p>那从我们中间飞升上去的悄悄地说我们是一种文化，
我们游荡去来，像蝗虫，从三国水浒吃到现在；
他们说我们是害虫，弟兄们，他们说我们是祸害。 <p>去到一个科研院所，他们论证说
目前还没有我们的现代化计划，等下辈子再来找它；
但这辈子我们怎么化，弟兄们，这辈子我们怎么变化？ <p>我们交纳了增容费，暂且安身。报纸表达得暖昧，
老太太的小脚跑来可真是敏捷，逢年过节地喊着防贼；
她指的是你和我呀，弟兄们，她指的是你和我。 <p>有人说我们太笨，素质太低，为什么禁止我们进入
很多行业？他们明明知道中关村里的电脑是我们攒的。
有人说我们到城里来只是出丑，同样是修路，扫地， <p>法律法规却让我们交出自由，
我们规规矩矩地坐在城里人身边；
他们却皱着眉头，弟兄们，他们指我们太臭。 <p>听说学者们的忧愁就像富人的富有，就像我们的匮乏，
他们反抗现代性的异化，听说他们比我们活得光荣伟大；
他们在绝望里令人感动，弟兄们，我们在绝望里无所适从。 <p>我想我听到了这个城市上空有一个声音，
那是陌生却异常的权威，说："他们必须牺牲。"
噢，我们在他的掌握之中，弟兄们，我们在他的掌握之中。 <p>看到一只狮子狗裹着短袄，别着胸针；
看到门儿打开，让一只猫走进门；看到人们都在出国；
看到学生们扔砖头，看到"我的朋友比尔"在北大演说； <p>看到春天的花和春天的鸟，
看到一条鱼在饭店前的水池里自在地游，
我们是新奇带一点儿糊涂，弟兄们，是新奇带一点儿糊涂。 <p>我们流浪，从80年代到又一个世纪，
我看见这个城市日新月异，万家灯火；
没有一盏属于我，弟兄们，没有一盏是我们的。 <p>武装警察越来越多，防暴队伍有特殊的任务，
从东单到西单，他们要保卫权威和一种幸福，走去又走回；
他们在寻找你和我，弟兄们，他们在寻找你和我。 <p>--最后，谨代表个人向（《我向总理说实话》）李昌平先生致敬，并向那些吴思、林国荣们致以最真诚地唾液！

看完了以后  身上冷冷的 想起张养浩的散曲  “兴 百姓苦  亡 百姓苦”

看见了一个新朋友：）
“兴 百姓苦  亡 百姓苦”――大家都很无奈的现实。做一点是一点罢了，图个心安。

T,小陆，我提贴的功能怎么用不了啊，只好回贴来提

余世存的这首诗叫做歌拟奥登，让我们看看奥登的下面几首诗作吧：

美术馆

　　关于苦难他们总是很清楚的，
　　这些古典画家：他们多么深知它在
　　人心中的地位，甚至痛苦会产生，
　　当别人在吃，在开窗，或正作着无聊的散步的时候 ；
　　甚至当老年人热烈地、虔敬地等候
　　神异的降生时，总会有些孩子
　　并不特别想要他出现，而却在
　　树林边沿的池塘上溜着冰。
　　他们从不忘记：
　　即使悲惨的殉道也终归会完结
　　在一个角落，乱糟糟的地方，
　　在那里狗继续过着狗的生涯，而迫害者的马
　　把无知的臀部在树上摩擦。

　　在勃鲁盖尔的《伊卡鲁斯》里，比如说；
　　一切是多么安闲地从那桩灾难转过脸：
　　农夫或许听到了堕水的声音和那绝望的呼喊，
　　但对于他，那不是了不得的失败；
　　太阳依旧照着白腿落进绿波里；
　　那华贵而精巧的船必曾看见
　　一件怪事，从天上掉下一个男孩，
　　但它有某地要去，仍静静的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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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的公民

　　(献给JS/07 M 378该大理石纪念碑为本州所立)

　　他被统计局发现是
　　一个官方从未指摘过的人，
　　而且所有有关他品行的报告都表明：
　　用一个老式词儿的现代含义来说，他是个圣徒，
　　因为他所作所为都为一个更大的社会服务。
　　除了战时，直到退休
　　他都在一家工厂干活，从未遭到辞退，
　　而且他的雇主――福济汽车公司始终满意。
　　他并不拒绝加入工会，观点也不怪奇，
　　因为他的工会认为他会按期缴费，
　　（关于他所属工会我们的报告显示是可信的）
　　我们的社会心理学工作者发现
　　他很受同事欢迎，也喜欢喝上几杯。
　　新闻界深信他每天买份报纸
　　并且对那上面的广告反映正常。
　　他名下的保险单也证明他已买足了保险，
　　他的健康证上写着住过一次院，离开时已康复。
　　生产者研究所和高级生活部都宣称
　　他完全了解分期付款购物的好处
　　并拥有一个现代人必需的一切：
　　留声机，收音机，小汽车，电冰箱。
　　我们的舆论研究者甚感满意，
　　他能审时度势提出恰当的看法：
　　和平时拥护和平，战时就去打仗。
　　他结了婚，为全国人口添了五个孩子，
　　我们的优生学家说这对他那一代父母正好合适。
　　我们的教师报告也说他从不干预子女教育。
　　他自由吗？他幸福吗？这个问题太可笑：
　　如果真有什么错了，我们当然知道。

　　（范倍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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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听奥登







[爱尔兰] 西默斯・希内



胡续冬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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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堂课我想探讨的是W.H.奥登所追寻并获取的那种诗歌主权和那些可能被描述为他的诗歌音乐的东西之间的变动不居的关系。诗歌主权我指的是自然地添加到嗓音里的权力和重量，这种添加不仅仅缘于讲述真理的恒定历史而且更依靠它的音调、它所取得的对耳朵深处的统治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我们心智和禀性的其他部分的统治。诗歌音乐我指的是技术手段，或多或少具有可描述性的语言和形式效果，通过它某种音调才能得以实施和维系。我将倾听奥登作品中的几段并尽可能描述出在其中被听见的东西；我也将尽可能追踪这些作品生发的回音，询问这些回音是怎样拓宽了诗歌的范围或者暗示了它的局限。
在奥登的文章中，他不断地追溯诗歌的双重属性。一方面，诗歌可以被看作神奇的咒语，基本上是声音的一种物态以及声音的威力――它把我们心智和身体的忧惧束成声学的复合体；另一方面，诗歌也是制造智慧、真实的意义，以人类经验中聪颖的意向和探究来博得我们情感认同的物质。事实上，大多数诗歌――包括奥登的――组成了一种短暂的中止，以抵制处于心智的怪癖威吓下的迷惑状态，这种癖好倾向于同时接受诗歌的两种功能，虽然它们具有潜在的互斥性。但用迷惑一词可能太严重了，因为奥登有能力为这一二重性制造一个可化解的比喻：把诗歌中美丽/神奇的部分归于阿里尔（译注：莎剧《暴风雨》中的精灵），把真理/意义的部分归于普罗斯彼罗（译注：《暴风雨》中的米兰大公），他提出每一首诗，确切地说每一个诗人都表达出了二者之间的一种对话。阿里尔代表了诗歌的魔力，代表了我们想被魅惑的需要：“我们想要一首诗是漂亮的，也就是说是，一个语言的俗世天堂，一个永恒的纯粹的游戏世界，仅仅因为它与我们历史化生存的背道而驰就能给我们以快乐。”当然，这种要求一旦被彻底纵容，就会把诗歌引向自我欺骗，进而引向与之相对称的普罗斯彼罗的出现，它更愿意与“真理”结盟而不是“美丽”――“一个诗人不会带给我们任何真理，如果他没有在他的诗歌中为我们引见那些有问题的、痛苦的、无序的、丑陋的东西”。
这一切都是不证自明的。然而我们如何评判奥登诗歌的价值仍不得不与我们赋予他的诗歌感受和诗歌声音的相对价值相关：它不得不与我们回答一个问题的方式相关，这一问题奥登自己在他那首愉快的短诗《俄耳浦斯》里曾经提出：“这首歌期待着什么……是去迷还是去快乐/还是成为全部生活知识中的大多数？”奥登自己对一个相似症结的不甚满意的解决――用“或”与“和”的替换对诗句“我们必须去爱另一个人或者死亡”进行的著名的修订――可能暗示了前一个问题快捷的答案：歌声有望是快乐的“和”大量占有生活知识的。但如此迅速地得出一个如此油滑的结论将剥夺我们深入探究诗歌自身肌质的欢悦。
坚忍不拔、在认知堕落的当代风物的方式上具有攻击性地求新、容易被想象中的盎格鲁-撒克森质朴风貌所感动，这些都意味着奥登原初的声音有可能没有预见性、是彻底的适时之作。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他抓住了本土英语诗歌的后颈，把它的鼻子猛地推进现代性之中，让它在那个十年带来的震惊中颤抖、嬉闹，而后再允许它恢复与它的舒适的家族遗产之间的友好关系。他的作品再现了他的洞察力最初所坚持的东西：一次间歇和从惯习中出逃的必要性，逃离规定的东西；他坚持这些自我解放的行为只是为了揭示它们最终的虚幻诺言。
相应地，他的写作生涯再现了从他最初对周遭境遇和传统的拒斥到最终他与它们顺从的协作这一圆弧的完满环节。就象是提瑞西阿斯（译注：古希腊忒拜城的盲人先知），他预先承受了一切，然而，对于他所知晓的一切，他知道他将发现那既不是逃脱也不是完成。或者换一个说法，他将发现那既不是遗弃也不是拯救――那是些只能通过把历史的时间和另一种永恒的生命联系起来才能发现的东西，这种生命站在历史自身的肩膀上向下俯瞰：
　　
　　 她从他的肩膀上
　　　　 看葡萄藤和橄榄树、
　　 井然有序的大理石城市
　　　　 和不羁的大海上的船只
　　 但是在那闪光的金属上
　　　　 他的双手已替代了
　　 一片人工的荒野
　　　　 和铅一般的天空。
这是女神西蒂斯（译注：希腊神话中海神之女，阿基里斯的母亲）在薄嘴唇的军械士赫菲斯托斯（译注：宙斯和赫拉之子，火和锻造之神）的肩膀上，此诗出自《阿基里斯的盾牌》，代表了处于沉着、平静而成熟的诗歌年代的奥登，对历史的循环长期持一种悲伤的观点。这些诗句优美的音符和它们的泰然自若应归结于某种福音书般的智慧，而诗人亦沉入并满足于这种智慧。但是我想从他更早的一首诗说起，这首诗他最终题为《维纳斯现在要三缄其口》。在这里维纳斯代表了生命的大门和目标、性爱的常项和永恒的驱动。她――或它――在向一个未指明的对象说话，他是那种典型的频临大功告成的人。通常，他的选择、转机和行动被认为既是必须的又是不受欢迎的：

　　 你关上家门走上船头
　　 进入荒野去祈求，
　　 这意味着我想要离去，
　　 选择另一种形式，或许是你的儿子；
　　 虽然他拒斥你，迟早会在另一个时刻
　　 站到你的对立面
　　 我的处理方式不会有什么不同――他将被收买
　　 流着泪，签收，被迫回答，推至顶点。
　　 别想象你可以退位；
　　 在你到达边境之前你会被抓住；
　　 其他人已尝试过并且还将尝试它
　　 去了结他们并未开始的东西：
　　 他们的命运总是和你相同，
　　 他们害怕承受失落，是的，
　　 一个位置的据有者，多年的错误。

这里面有青年奥登典型的对末日论和愤世活力的结合。不可逃避的东西的声音是讲述，这声音是进化驱动力的声音，是在《西班牙》一诗的最后一段他最终将臭名昭著地称之为“历史”的东西的声音。因此，这样的描述是准确的：这首诗会跟随点燃了的不可避免性启动，它的驱动引力会由对句――格律诗之中的小小动力装置――所产生，撞击、敲打、抵触着时间。也可以这样说：这首诗能够听到“帮助或原谅”是无能为力的，那都是些辩解，在八年之后的重要诗段中他也曾写道“历史”仍然无法扩展到失败者。然而在这里，历史将被允许发出叹息，尽管前面所引的诗句可能真的是不宽恕的，但诗中的嗓音却由于奥登对韵脚鼓点的消声处理而避免了从音调的最高点向惩戒和报复俯冲：
　　
　　 他们的命运总是和你相同，
　　 他们害怕承受失落，是的，
　　 一个位置的据有者，多年的错误。

超韵律（pararhyme）――威尔福莱德・欧文（Wilfred Owen）技术简单但却用意复杂的发明――已经被欧文在《奇怪的会议》一诗中有机地使用，该诗戏剧性地表现了两个相似人物的相遇，哀悼了信任以及其他所有改良主义观念逐步的丧失。欧文曾进一步宣称“一个诗人今天所能做的全部事情就是警惕。”因此，可以说奥登这首警戒的诗同样使用了超韵律并以此回应了前者。
这样，这些诗句象它们的声音效果一样沉入到弗兰德的泥浆之中，回到了“带着冷酷的良心的尽职尽责的反对者”的行列。欧文的连缀方式，他对杀和被杀的因素熟练的征用，他通过维持一种与个人的情感巨变和创伤相对立的爱国者的勇气而使自己承受的恐怖的紧张――所有这一切并没有令他放弃这一认知：他的牺牲将不会证明任何东西。这同样使欧文成为奥登《西班牙》的真正的先驱者，诗人在他所哀悼的东西中默认，他一开始称之为“必要的谋杀”的如果要做一番普遍而仁慈的修正就是“谋杀的事实”。
欧文一定在奥登的心中，即使只是一个技术的范例。但我想继续询问，这可能会超出应有的范围，更深地返回。上文所引诗行中关于一个儿子被推至顶点――即悬吊起来――的部分让我想起了瓦尔特・雷勒夫(Walter Ralegh)写给他的儿子、他的小丑、他的可爱的小痞子的十四行诗；雷勒夫的诗也写于公共危机的阴影之下，给了奥登一个新的视点。雷勒夫的诗是温柔而病态的，其中出没着一种压抑的信念：如果威胁的嗜好事实上具有可恶的预言般的梦幻的特征，它就可以呈现为快乐。这首诗表层的喧嚣是愉快的但背景音乐是痛苦的，是施肥车车轮沉闷的转动声。

三样东西迅速繁盛起来
在繁盛中，它们渐渐离开；
但某天在某地，它们全都相遇，
相遇之后，它们互相毁害。
它们是：木头、杂草和小丑。
木头做成了梁柱，
杂草系紧了刽子手的钱袋，
小丑，我可爱的小痞子，代表着你。
做好记号，亲爱的孩子，虽然都不相象，
绿色跳出树梢，纤维生长，小丑撒野；
但当它们相遇，木材腐烂，
绳索磨破，孩子生闷气。
那么，保佑你，小心，让我们祈祷
在相遇那天我们不和你在一起。

在无意识驱使它自己进入作为弗洛伊德观念的语言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它一直扮演象圣艾尔默的火焰之类的东西环绕在象这样的诗周围。当然，在奥登对被悬挂的儿子的意象的细究和雷勒夫对这一意象的诗歌征用之间的关键的区别正好是前弗洛伊德意识和后弗洛伊德意识的差距；当奥登因为捷足先登而在诗歌策略上有所收获的时候，他在诗歌能量上却丧失了不少。雷勒夫的可怕视像出现时象是从乡村想象之中雕刻出的一首歌谣，承受着一种亲眼所见的、神秘的氛围，而奥登的感觉更象是咨询过一个主题索引的结果。奥登诗歌推进中敲门般的砰砰声，那种半真半假的期待（期待我们将得到贺拉斯关于无常变化的天空的暗示，而不是当他仓皇流亡时的命运），在一定的语境内貌似神谕的关于“对立面”的谈话，那个在庄严的场合下的逐渐成型的快速语调，所有这些出自奥登策略性的机智的东西在控制事物时显得有些过了。
在这里不言自明的是他想写出一种新的英语诗歌的雄心，使用他在给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的诗中所描述的“严格而成熟的笔”。在萨谬尔・海因斯（Samuel Hynes）《奥登一代》的序言中，他对此做过详尽的分析，他把这种对新艺术的追求描述为：

奥登在渴求这样一种写作：它富于情感、及时、关注理念，其中心意图是道德的而非美学的，它更依赖这种意图将它组织起来而不是依赖与之相应的被观察的世界。他所提出的问题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寻找一种写作乔治王时代风格的抒情诗和现实主义小说的另类方式――同时也是某种更困难的东西：他在探询另类的世界，包含着新的和重要的形式的想象力的世界，通过它文学可以在危机时刻发挥道德作用。

这同样也可有效地应用于我将和《维纳斯现在要三缄其口》并置在一起的另一首诗，这种并置是为了探究什么是奥登的诗最终仍未满足的东西。海因斯可能在描述在奥登之后的二十多年里被东欧战后诗人那种被历史检验的想象力所创造出来的作品；事实上，令我们逗留已久的这首诗属于一个只有在纳粹经验的创伤之后才能充分发展起来的类型。奥登的天赋只简要提供了它的可能性，但将它完全纳入文学效用的却是波兰人、捷克人和匈牙利人的命运。我所提及的这类作品以切斯瓦夫・米沃什的《欧洲的孩子》为代表，这里是它的第四章：

让你的谬误之树从一颗微小的真理谷粒中生长。
不要去追随那些在对真实的藐视中撒谎的人。

让你的谎言甚至比真理自身更有逻辑。
这样疲倦的旅人或许会在谎言中得到休憩。

在“说谎的日子”环聚在一起之后，
在笑声中颤抖，当我们的真实事情被提及。

用摊派的奉承话说：高妙的思想。
用摊派的奉承话说：伟大的才能。

我们，最后的还能从犬儒主义中抽出快乐的人，
我们，狡诈并非与绝望有所不同的人。

毫无幽默感的新一代人正在出现。
它把我们接受的全部致命的诚挚和致命的笑绞在一起

使米沃什诗歌显得独特的是在它对事物形态的高度确信之中呈现出的凸凹质感。虽然这是一个英译本，但我相信我们正在接近波兰语原文之中一些真实的东西，因为在这里，篡改一下威尔福莱德・欧文的话，诗歌存在于测绘图之中。或者，回到我这堂课开始时曾用过的一句话，诗歌制造真实的意义并通过智力的部署和对人类经验的探询来控制我们情感的认同。
《欧洲的孩子》既是历史性的又是寓言性的，它已远远超出了坦言的直白，它的沉默是暴行之后的早晨的沉默。它是一只被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欧洲历史的转变所折磨的道德怪物发出的哭喊，它同样也是一种心理模式，从噩梦和傲慢之间的某处涌出，象幽灵一样一点一点从象雷勒夫的预言般的颤抖一样的个人深渊中涌出。还可以说这首诗在伸展出来的时候也向里收缩，说这首诗既是有效的嘲讽又是有效的自省。与之相比，奥登的诗句还停靠在机智的船坞，虽然这样说对于一个携带着一种引领英国抒情诗超越第一人称独白的家族保险性的诗歌在当代突围的诗人来说是很不公平的。事实上，是引领它走向了那种战后欧洲非个人的、末世论的诗歌，而当代英国诗歌现在才开始对此有了相应的认识。
一开始，奥登的想象力急于在发生在欧洲和英国的巨大的外部景象和显现于他自身内部的微小景象之间制造一种联接：他感到悬挂在复兴或者灾难面前的公共世界的危机和他自己生活中的一种迫近的行动和选择的私人危机极其相似。具有把他们的自我和他们的艺术牢固结合起来的意识的诗人在过去曾以不同的方式回应这种势均力敌的压力：象《序曲》或《纪念》那样通过治疗性的自传散文；象《多弗尔海滩》一样通过沉思性的哀悼；在《西风颂》中通过自我的革命性魅力的投射，或《塔》之中通过对贵族般的自主性的检阅。但所有这些作品都来自那些已确立了语言技巧习惯、在社会和文学的风景图上拥有在他们自己看来多少有些稳固的立足点的诗人。
当然在其间，当所涉及的领域会在瞬间敞现时，一种被艾略特称之为“神话方式”的更新的途径会变得可取。这是一种将古典的安全网置于摇摇欲坠的当代性资料之下的艺术，一种相似的、尾随的、原型化的艺术――在《尤利西斯》、《荒原》和庞德《诗章》的开端部分中实践过的艺术。这更象是奥登所需要的，虽然奥登并不象生产上述作品的大师们那样，他既不是流亡者也不是对抗者；他是英国人，就地写作，同情自己的亲人们。因此，他比第一拨现代主义者对英诗的传统模式抱有更多的忠诚，在文学口味和资源上少一些折中，对英国本土风物和历史更加熟稔。然而，他对这种方式所提供的庇护所的不可靠性拥有强大的直觉（虽然他天然地珍爱这一庇护所），他有一种把自己从其中剥离出来的强烈愿望。
他渴求一种形式。在他未成形的需求和冲动之中他在排演马丁・布伯在《我和你》的下述段落中所勾勒出来的脚本：

这是艺术永恒的来源：一个人被形式所逼视，它渴望通过他被制作到作品中去。这种形式不是他的灵魂的产物，而是一种表象，它走近他的灵魂并向灵魂索求有效的强力。人总是和与他的存在相称的行为密切相关。如果他实现了形式，如果他说出了从他的存在到显现出来的形式的第一个词，有效的强力就会涌出来，作品就会产生。

这恰好可靠地说明了什么东西在经验之中显得晦涩、难以捉摸。在喷涌的强力和象第一个被说出的词一样产生的作品的孕育过程中，它代表了一种向管辖性强力致谢的方式，年轻奥登的舌头获得了通向这一管辖性强力的捷径，当与他的存在相称的行为在他自己的词语中生发出来时，他的作品就变得非常引人注目，如果说他发轫期的著名诗篇的词语还有些生疏和孤僻的话。
这种新的抒情由一种多少有些非个人化的代词所控制，这些代词围绕着大量寓言式的、热情的、间或显得隐晦的东西。它的标志是能够突然吸引、迷惑和审视读者的一个“我”，或者“我们”、“你（们）”。他或者她象是被放置到一个寒冷的地带之中，蒙住了眼睛快速旋转，而后解开眼罩，受命前进、受命去弄懂一路上碰到的每一件带有预兆的东西到底有什么意思。这种新诗把读者变成了同谋者，被一个暗示所诱导――暗示他们分享了一种不体面的或者破坏性的知识――无法解释地跳入诗歌的指令性声音之中。在希利斯的视野中，它呈现了一个否定性的世界。即使艾略特令人震惊的大开先河在陌生化的突然性上也无法等同于奥登的创举。艾略特依然在对节奏的期待的水流之中推进诗歌，他的词语只是相对而言不受约束地起航，驶向可达到的合乎句法的、场景的或者叙事性的目的地。

那么，让我们走吧，我和你，
当暮色在天边蔓延……

　　　　　　 那么，好吧。我们走。

四月是最残忍的季节，在死去的
土地里滋养出丁香，混合着
记忆和欲望，拨动着……

　　　　　　好的。继续说吧。另外
　　　　　　还有什么让你心烦？

　　这就是我，一个旱季里的老头子
听一个孩子为我读书，等待着雨。

　　　　 当然啦，老爷爷！当然你是。

奥登的开头，与艾略特的不同，是逆水启航。这项手工活本身织得井然有序，但它的运动象是不可预测的，它在倾斜和晃动中开始：

　　是谁，站在分水岭留下的症结上，
在擦热的青草之间的潮湿公路上……

　　　　 在青草之间？这是什么
　　　　 意思？这到底在哪儿？

比白天更高，我们记起相似的夜晚
在无风的果园一起散步……

　　　　　　 更高的什么？谁的果园
　　　　　　 在哪儿？

这些早期的名作在我读大学的时候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困惑。自信的老师讲到乔弗里・格里格森(Geoffrey Grigson)对三十个诗人的忠告――叫他们“汇报清楚些。要以物象和事件开头”。我们被告知这些诗人关心社会；他们受共产主义诱惑，想要发起和通俗文化的谈判，并试图在他们的抒情诗中放置现代技术世界的家具。好的。这可以凑合着说明斯彭德的高压电线塔后面庞大的裸体女孩和路易斯・麦克尼斯《风笛音乐》里粗糙的闹剧。但奥登应该是他们的代表人物，当你在室内的孤独中面对象下面这段一样的强制性短奏的时候，所有那些课堂笔记材料会让你如坠云雾：

　　 现在，回家吧，陌生人，以你年轻的血统为荣，
　　 陌生人，再掉头吧，带着挫折和愤怒：
　　 这片土地，因被隔绝，将无法沟通，
　　 不要过于满意于一个盲目地
　　 寻找远方而非此处的面孔的人。
　　 你汽车的光束会穿过一面卧室的墙，
　　 他们醒着，没人入睡；你会听见风
　　 从无知的大海出发，来到这儿
　　 在窗格上、在榆树皮上伤害自己
　　 ――树上的汁液畅快地涌出，成为泉水。
　　 但这样的情况很少。你旁边，高出草地，
　　 耳朵在作选择的准备，察探着危险。

我的老师用了“电报文体”一词，因此我假定自己就在它面前，它包含的谜和突然性所暗示的和真实的机器发送信号时的滴答声，和解码、打印文字的密集语汇一样多。所以，说得对，电报文体。但它要通向何处？我有被拒斥的感觉。我的确象被蒙住了眼睛一样，被一种既令我信服又让我觉得不屑的景观弄得非常沮丧。
如果这些老师能够援引乔弗里・格里格森四十年后在斯蒂芬・斯彭德编的一本纪念文集里所写的话，情况可能会好一些。在其中，在谈到他所碰到的第一首奥登的诗――一首从未重印过的诗――的时候，格里格森说，奥登的诗本来源出于一种“英国作风”，直到它在诗中并不能表达或者不能被离析出来。

在诗中，他（奥登）看见了在格伦德尔（译注：《贝奥武甫》中的人物）的胳膊和肩膀被贝奥武甫撕掉之后从他身上滴下来的血迹。血闪耀着，在草地上发着磷光……就象是奥登为某些供考试学校使用的事物赋予了想象的空间和所谓的“现实”，虽然它仍扎根在英语的源头中。

格里格森还谈到“类韵和头韵联合使用以制造一种新的语言的现实，就象由岩块和石英构成”，这准确地说出了我第一次读到这首诗的感觉以及至今仍然还喜欢它的原因。正是象
格里格森这样的回应和明确的表述――它们很少论及年轻诗人对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效忠――才是对长久的诗歌进程最有价值的东西，因为它们对语言的艺术有着最本质的敏感。
关于这个诗人一生中的意识形态和神学奋斗已经有很多文章了。许多评论都针对他对原作后来所做的修订和删除――这些作品产生于他最热衷于对公共主题发表演说的时期，包含许多隐含的政治和历史意见。好象很少有谈论我在本文开头所说的、也是格里格森尤其敏感的“诗歌音乐”问题的。这样的批评或许是印象主义的、以文本为中心的，但它留下了一个空间来验证世界之中诗歌的现实。它兴许在术语的使用上并不象新近的奥登评论者――譬如斯坦・史密斯(Stan Smith)――那样时髦。史密斯的解构主义工具生产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举例来说，他认为早期奥登受同一个观念的折磨和鼓舞，这个观念是：与其说他是几种世界性话语的生产者还不如说是它们的产品。也许格里格森谈论诗歌的方式不象史密斯的那样具有严格的分析性，但它奚落存在于任何一首诗的驱动领域中的文化含义和文化附属物的方式是一种不可替代的批评活动，因为它作为一种阅读行为如此紧密地和诗人的写作行为中发生的事情联系在一起。
一种新的韵律从根本上来说是赋予世界的新的生命，一种不仅仅是耳朵的也是人类灵魂的复苏。奥登诗句中节奏的分裂以及相应的叙述和辩论的破碎性元素唤醒了一种新的现实，是他在他的生活和他的时代之中直觉地感知到的缺陷的抒情性等价物。按照爱德华・曼德尔森(Edward Mendelson)在《英语奥登》的前言中所说，“分水岭”是保存在标准的《诗选》里的最早的诗作，如果读得恰当的话，就象是诗句形成过程中发生的地震，或者在心智和纸页之间的一次滑动：

　　 这片土地，因被隔绝，将无法沟通，
　　 不要过于满意于一个盲目地
　　 寻找远方而非此处的面孔的人。

当我本科读这首诗的时候困扰和拒斥我的东西还在拒斥着我，不过不再困扰我了。区别在于，我现在情愿奥登对读者的期待实施如此的抵制；我在它的不透明性中获得了快乐，准备接受它的晦涩――即使它是任性的――把它当作奥登在艺术和生活的距离上深思熟虑地坚持的某些东西的症候。这并不是说艺术和生活之间没有联系，只是坚持认为――就象极乐中的拉撒路之与受难的财主――二者之间的确存在隔阂。
一首诗漂流到临近于、平行于历史时刻的地方。当我们作为读者搭乘一首诗的时候，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取决于它向我们历史性的生活展示的关系的种类。最通常的情况下，这种关系是安抚性的、缓和性的，诗歌与其说滋扰了不如说按摩了我们对将会成为鲜活的经验的东西的感受。普通诗歌恪守我们在饭桌上谈话的方式，甚至恪守此前我们听到的其它诗歌对我们讲话的方式。“出来躺着以草地为床，/在六月的无风之夜，/织女星在头顶闪耀。”我们想，是的，是的；再多些，再多些；它很可爱，就让它来吧。悦耳的音调减少了焦虑――唯一的子宫的搅动中大海般的感觉，快乐填充着灵魂的穹顶就象唱诗班的余音回荡在教堂中：

　　 后来虽然我们已分开，但我们
　　 在恐惧不再实施他的监控的时候
　　　　 仍会回想起这些夜晚；
　　 狮子的悲伤从阴影中阔步走出
　　 它们的口络放在了我们的膝盖上，
　　　　 死亡放下了他手中的书。

这是诗歌唱诗般的效果的一个例证，它的功能象一台差异的溶解机，只要它施行这种模式，诗歌的职责就是生产“在家”的感觉和对世界的信任。个人化的诗歌可能热衷于特殊的悲伤的场合，譬如死亡、内战或者认识到情人之间出现背叛这一伤心的事实。但只要它的调子在我们的耳朵和我们的天性的有准备的期待之中演奏，只要欲望不是被禁止或被允许为仅仅是失望，那么诗歌的效用将是提供一种可能的安慰感。也许是因为奥登认为这种颤抖的愉快的诗歌力量太容易感受了，他时常警惕它。“只要我们说到诗歌的隐秘目的，它就只能是通过讲述真理来祛魅和解毒。”
然而，奥登在实践中并不象他的这个声明所暗示的那样――他实施了非凡的魔力。因此他被迫让批评的诘问激越地保留在他自己身上。在1930年代中期之后，他诗歌中的抑扬格旋律和传统的形式恪守――《焦虑的年代》不再感性地部署盎格鲁―撒克森韵律，它显得更加精巧――毫无疑问地昭示了他对传统音乐最初的拒绝感的削弱，以及随之而来的他对诗歌自身资源（如果不是诗歌给养的话）所贡献的“新”和“异”的削弱。因为他成熟了，他可能对他年轻时对诗歌耍下的无赖行径感到后悔，正如克里斯托弗・依修伍德所说：

　　他很懒。他憎恨打磨和修改。如果我不喜欢一首诗，他就把它扔掉再写另一首。如果我喜欢一行诗，他就会保留它并把它弄到一首新诗之中去。这样，全部诗歌就写出来了，就象仅仅是我喜欢的诗句的选集，对语法和意义彻底地无所顾忌。这是对奥登大部分著名的晦涩最简单的解释。

毫无疑问，这种实践（如果依修伍德的欢快的解释是可信的话）泄露出一种不尊重可理解性的不负责任，但它代表了艺术家自己身上的一种强大的生命促动。去避免听众强行赋予的象安全毯一样的一致的认同和对意义的结算，去变得滑稽、勇敢、反叛，去保留粗鲁的权利，去增加毛刺，去把听众赶进觉醒之中――所有这些作法不仅仅是可以允许的，而且还是必需的，如果诗歌是为了持续进入一种更完整的生活的话。这就是我为什么准备――象我刚才说的那样――毫无焦虑地留意于他最早期的作品之中那些古怪的不可饶恕的即兴片段原因。
在《分水岭》的开头，风是“擦热的”（chafing），在这个场合之前，这个词似乎被剥夺了拟声的生命：现在，它允许我们通过它迟缓的元音和亲切的摩擦音来倾听风在山坡上的低语和摩擦。但是这段在呼吸上无法忍受的文字被一些摩擦物的意义弄得复杂了，被损坏、被磨伤而后红肿起来。这个词暗示留在身后的（分水岭的）地形学交接点现在被体验为一种心理上的症结、一种遭遇两种矛盾状态（同时遇到一种彻底的寂静和一种沙沙做响的骚动）的情况，并被它们所置换。同样地，这个现在分词在语法上的平静被一个隐藏的中音所干扰：草是擦热的，主动式，而考虑到唯一被擦热的就是它自身，它又是被动式的。这个分词也占据了及物和不及物之间的一个中间状态，它的功能完全象一个草草做成的通行证，击溃读者并把他悬吊在不确定性的山谷之上的一个语义学手掌的魔法。读者已被第二行变成了一个将会在第十九行出现的“陌生人”。事实上，最开始的两个词把就读者放进了一个测验之中，因为我们并不能很快弄清楚“Who stands…”引出的是一个问句还是一个名词性从句。这种句法趋向感的延置是一种完美的技术补偿，它弥补了诗中缺乏的对迫近的灾难的确定和直觉体察，它给这首诗一个无声的高潮和结尾。
虽然“擦热的”有这么多妙处，但它之被选取仍是无法解释的；它彻底免于那句未说出的“这是语言侦探的游戏”――这句话笼罩在更加谨慎、更加具有词典导向的晚年奥登身上,在他开始把他身上开阔、铿锵、流动的牛津词典变成线编拖鞋的时候。还记得《谢谢你，烟雾》一书的同题诗中拆散的羊毛：

不共戴天的敌人步态踉跄，
来自驾驶员和飞机的恐吓
当然，是会飞的，将降祸于你，
但我是如此地兴奋于
你已被诱引去造访
威尔特郡巫术般的乡间
在圣诞节的那一整个星期。

这“巫术般的”（witching）是漂亮的、纵容的，带着冷漠而迟滞的书面语感，虽然它自身灵巧的意味沾上了厌倦的气息，甚至对诗人本人而言也是如此（“步态踉跄”和“会飞的”亦是同样的情况）。尽管“擦热的”敲打着语言的岩石并从裂缝中带来突然的生命，这些后期所用的词语仍是收藏家的条目，在盛气凌人的快感之中启用，失去了加入到早期发现中的需要和愉悦。
高兴的是，我们没有必要再把这个话题进行下去了。后期奥登是诗歌的不同种类；到那时侯，诗句在它的个人小天地内部是教条主义者，想要象一根毛线一样抚慰人而不是象一截裸露的金属线一样令人震惊。伴随着整个操作过程的是在“让我们不再悲伤，最好去寻找/留在后面的东西里面的力量”一句中一种非自我怜悯的气氛，我引用的这一段只是想再次提醒你们四十年之后奥登诗歌在语言学姿态上的变化幅度。在最开始，盎格鲁―撒克森韵律的重压和盎格鲁―撒克森措辞的金属般的格言声响象一把耙子一样被人在社会言语和抑扬格抒情诗的天然斜坡上拖来拖去。诗歌没有顺水启程，它在混乱中争辩、摩擦、“在窗格上、在榆树皮上伤害自己”。在这罕见的音乐的旋涡之中所发生的正是艾略特所说的“集中”(concentration)，一个他在讨论真实地被诗人经验过的情感和在诗中被表现――或者说得更好些，被发明――出来的情感之间的一度迫切的关系问题时所使用的术语。“我们不得不相信‘情感在宁静中被追忆起来’（译注：出自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是一个不正确的公式”，艾略特在《传统和个人才能》中这样写道，他又说：

因为它（诗歌）既不是情感，也不是回忆，更不是宁静，如果不把宁静曲解的话。它是一种集中，以及由这种集中产生出来的新东西，包含了极为可观的经验；诗歌的集中并不是有意识地或审慎地进行的。这些经验不是“被追忆起来的”，它们最终在一种气氛中融为一体，这种气氛只有在它被动地伴随着整个过程的情况下才是“宁静的”。

当我们阅读诸如《比白天更高》这类诗的时候，我们就置于这种“集中”之中。这首抒情诗既未跟随我们常识中的言语步伐，也不想模拟“一个人和另一个人说话”的情感和语言常规；它更象是为我们展示那种“新的东西”，我曾暗示过，这种东西居住在生活经验附近或者与它平行，虽然它对那些活生生的经验饱含同情，但它不原定居在它们之中：

黎明时分的嘈杂将会把自由
带给某种寂静，但不是这种
没有鸟儿能反驳：短暂的――但足够用来
在这时辰里做某些事情――被爱的或者承受的。

它的宁静更多地和追忆时词语所完成的东西有关。或许，不是超越理解的寂静，而是抵抗解释的寂静；总之，一种“没有鸟儿能反驳”的寂静。
　　但如此一来，一只鸟儿的运动不是等于如此深的安静和满足之中的一种干扰甚至“反驳”吗？虽然诗中的鸟儿不知何故几乎不具备充分的肉体实在以使它能够反驳什么东西。举例来说，如果我们拿它和哈代的薄暮中的鹰比较，“穿过阴影落在/被风吹弯了的高山荆棘上”，我们知道哈代的鹰是一个拍击翅膀的可触的黑暗瞬间，是空中楼阁的滑落，是暮色中一个“从那儿出来”的现象，而奥登的鸟儿是一个“在这儿”的事件，是对能量的点燃，它发生在当某些活跃的、细瘦的、滴答作响的元音在敏捷的反应中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没有鸟儿能反驳：短暂的――但足够用来/在这时辰里做某些事情――被爱的或者承受的。”这些诗行中对位法的、延宕的、被阻断的看与被看运动和它们被华丽制作出来的并未复杂化的意义一样重要。现代英语韵律的铁锤――就是被罗伯特・格雷称为叮当叮当的铁匠活的东西――正在古英语之桨更深层、更长远的摇动之中继续敲打，而耳朵――不管它对它所听到的东西的来源是如何漠然――注意到了这场角逐。这场角逐，完美地竞争着，虽有起伏但基本平衡，是在单一的、有方向的智力的航海成果和对它所操作的元素（语言自身的元素）的击打和投掷之间。
奥登的作品，从开始到最后，闪烁着活跃的智慧――在约瑟夫・布罗茨基看来，那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智慧。事实上，布罗茨基收在他最近的散文集《少于一》里面的关于奥登的文章是一个令人震惊的证据，它证明了当“死者的词语在生者的肺腑之中被修改”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证明了一个诗人最终变成了他的景慕者。再没有比布罗茨基对《1939年9月1日》逐行逐句的评论更伟大的对诗歌的称颂了――它把诗歌作为全部人类知识的呼吸和精魂，我怀疑把如此欢跃、如此诚挚、如此权威的书写行为称为评论是否合适。他给奥登以决定性的信任，信任他把所有传统诗歌手段据为己有的辉煌征服，信任他对诗韵、格律、词汇和被暗示出来的他的文明而极度谦卑的心智的调和。虽然我们会承认布罗茨基对奥登的赞誉的公正性，我们仍会对狡黠作为一种元素在奥登诗歌中的消失感到遗憾：一种由雷勒夫的颤抖、由语言最初的“主要的悲哀，世界性的悲痛”形成的踪迹。艺术的价值――那种忠心地嫁给了祛魅和解毒的艺术、那种在涟漪的表面寻找纹理的形状的艺术、那种被推动去发号施令和维护公民的语言的艺术――所有这些东西的价值是对语言自治的确切的限制，是对它的更野蛮的射击的刻意驯服。
仍然用马丁・布伯的术语，我们可以说奥登诗歌获得的对“它”的世界的统治越多，它所赋予亲密的“你”的世界的东西就越少。这些晦涩的早期诗歌是使人感到不便的，不自觉地说着原初的和彻底劝说性的语言。从措辞的文学感觉和口语感觉两方面来说，这些诗歌都是“激进的”――即使在它们谨守格律规则或者采用儿童故事书中的最初语言的时候：

　　 因无叶之木而受饿
　　 巨人们奔跑着咒骂他们的食物，
　　 枭和夜莺哑然无声
　　 天使将不会降临。

　　 前面，不可能的严寒
　　 举起了山峦可爱的头颅
　　 它的白色瀑布庇护了
　　 旅行者最后的忧伤。

虽然这首诗并没有在节奏的角度上回击调整好了的耳朵的期待，它的形而上地理学依然而后我们熟悉的“真实世界”中可安慰的等高线有所差别。比战后欧洲寓言诗歌早很长时间，奥登就抵达了一种模式，这种模式被对厌恶之物的预兆所打击，并通过严格的诗歌手段充分地给予了那些预兆以表达方式。但是当奥登不可避免地驱使自己拓展自己，去超越传播由直觉获取的知识、超越诗歌的间接性和暗示性、开始以一种更加明晰、更有分析性和道德认可的修辞学书写那些直觉的时候，这种一体化的感知分裂了。在写一首象“西班牙”这样的诗的时候，不管它对场景的浓缩是多么惊险，不管它的意义是多么端庄，或者在写一首象“夏夜”这样的诗的时候，不管它的类似于基督之爱的用词是多么的莫扎特化，奥登已和他的孤独和怪异绝交。他指向人类大家庭的责任感变得剧烈、强大并且广受称颂，那些极度健康、富于沉思和判断性的1940、1950、1960年代的诗歌是其结果。我们或许会说这种意外的收获――它包括象《写给拜伦王的信》这样的早期杰作和象《石灰石颂歌》这样的晚期作品――代表了对在《俄尔甫斯》一诗中提出问题的回答。这个回答倾向于说：“歌”最希望得到“生活的知识”，倾向于逃避所提供的选择――“去迷惑或者去快乐”
――中“迷惑”的系数。作为另外一种应对办法，奥登最后认定生活集中在“丰饶”之物中而不是“奇异”之物，如果我们认为诗歌的持续推动力完全是普罗斯彼罗式的，它被引向把人类安置到宇宙性安全之中的理性方案里面，这种选择就是可理解的。然而作为早期在30年代的“奇异”诗歌的特征的厄运和预兆、它的迷惑和悬而未决的视像，仍然把英语诗歌带到了离可怕的想象力的边界一度是最近的地方，并提供了一个例证：二十世纪人类是怎样承受的孤立的经验和普遍的震惊的从此可以从英语之中测听到。此外，在他晚年的诗歌中，当类似的音符敲响的时候，诗歌不可避免地增强了可铭记性和强度：

　　　　 没有财富或者怜悯，
　　　　 红腿的小鸟，
　　　　 坐在它们的花斑蛋上，
　　　　 看着染上流感的城市。

　　　　 与此同时，在别处，
　　　　 大群驯鹿穿过
　　　　 一片又一片金色的苔藓地，
　　　　 安静而迅速。

－－－－－－－－－－－－－－－－－－－－－－－－－

《工作而等待》

在我们抗战的第二年，英国诗人奥登因为同情中国来到武汉，那正是前线不利、武汉岌岌堪危的时刻，他当时写了一些诗，其中有一首十四行，卞之琳曾经把它译成中文：

当所有用以报告消息的工具
一齐证实了我们的敌人的胜利；
我们的棱堡被突破，军队在退却，
“暴行”风靡像一种新的疫疠，

“邪恶”是一个妖精，到处受欢迎；
当我们悔不该生于此世的时份：
且记起一切似被遗弃的孤灵。
今夜在中国，让我想起一个人，

他经过10年的沉默，工作而等待，
直到在缪佐他显了全部的魄力，
一举而叫什么都有了个交代：

于是带了完成者所怀的感激，
他在冬天的夜里走出去抚摩
那座小古堡，当一个庞然的大物。

奥登在武汉的任何一个旅馆里的灯光下会“想起一个人”，这个“想起”使我感到意外地亲切。第一因为我是中国人，中国的命运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分担着；第二因为他所想起的那个人正是我10年来随时都要打开来读的一个诗人，里尔克。我从这人的作品中得到过不少的启发，他并且指示给我不少生活上应取的态度。现在来了一个第三国的诗人，他居然把中国的命运和里尔克融会在一首美好的十四行里，这能说只是诗人的奇异的联想吗，也许里边不是没有一些夙缘。
中国对于这个奥地利的诗人是一个辽远的世界，除却李太白的名字和磁茶杯外，在他的集子里找不到什么关于中国的事；他是一个纯粹的欧洲人，他不像他同时代的一部分诗人、画家，每每远渡重洋用异乡的色彩不着实际地煊染他们的幻想。里尔克的诗，由于深邃的意念与独特的风格就是在他的本国也不是人人所能理解的，在中国，对于里尔克的接受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竟有人把中国和里尔克这两个生疏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也许最生疏的事物在生命的深处会有时感到非常的亲切吧。
人需要什么，就会感到什么是亲切的。里尔克的世界使我感到亲切，正因为苦难的中国需要那种精神：“经过10年的沉默，工作而等待，直到在缪佐他显了全部的魄力，一举而叫什么都有了交代。”这是一个诗人经过长久的努力后的成功，也就是奥登对于中国的希望。
里尔克在他“10年的沉默”之前，就写过这样的诗句：

……他们要开花，
开花是灿烂的，可是我们要成熟，
这叫做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

这里很显著地表明了诗人所决定的态度，他与热闹的世界判然分离了。至于他沉默的时期，正是在第一次的世界大战中间和战前战后，他看着世界一切都改变了形象，他在难以担受的寂寞里，深深感到在这喧嚣的时代一切的理想都敛了踪迹，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但是他锐利的目光无时放松时风的转变，他只向他的友人们倾吐他的关怀。他的信札集，在战时和战后那几年内，成为最能感人的一部分。在1915年的一封信里，他写道：

在城市中有多少曲饰，多少最坏的消遣，
……被贪求获利的文艺和可怜的剧院所支持，
被报纸所谄媚。……恶劣的谎语自一年以来的
确常常成为真正发生的事件的原因了，几百的
谎语在世界上制造出几千的事实，于是那不断
发生的崇高的、牺牲的、果敢的事都被编入可
怜的虚伪混浊中了……

这是一个真伪混淆的社会，他希望这混饨的状态能够在伟大的人物的面前澄清一些。但是他所最推崇的两个同时代的人，法国的雕刻家罗丹和比利时的诗人凡尔哈仑，据由战线的西边辗转传来的消息，他知道，他们都在这时期内与世长辞了。他证实了这些消息以后，在1917年感慨地写给他的夫人：

若是这可怕的硝烟（战争）消散了，他们
将不再存在，他们将不能协助人们重新建设和
培育这个世界了。

世界在紊乱着，而在这紊乱的世界能够指给人一些方向的人正在这时死去了，这有多么使人悲痛！欧洲经过四年的混战，停战后一般的情形比战时更为紊乱，更为庞杂，他在1919年向一个女友表示他的热望：“在这样多的颠覆、嚣杂、恶意的倾轧之后，并没有从事于真实地改变和革新的意志，这意志，人们早就应该准备着分担合作了。”
这是他在战时和战后所有的心情，外边任何一件不合理的事都会成为他深切的痛苦。但是他在外界不愿显露，他隐伏着，只暗自准备将来的伟大工作。1918年，奥地利政府因为他过去的文艺上的贡献曾经颁给他奖章和奖状，他拒绝了。他在12月17日上的呈文，读起来也非常感人：

具呈人于本年五月，展读报纸，知将承受
一最高之褒扬，当时曾决定，不拟接受：因彼之
心意从来如此，即规避任何颁奖之勋章。但当时
友人促其注意，因彼正服务于陆军协会，应无权
予以拒绝。
今具呈人已收到颁赠奖状及勋章之正式公
文，彼在此具有根据其信念行事之自由：因此望
能准许将勋章及一切附带之文件向颁发处退还。
具呈人实为冒昧，人将视此行为为缺乏恭
顺；惟彼之拒不接受只由于维护其个人之信念；
盖其艺术工作绝对使其渡‘不显著’之生活也。

不显著地生活着，也正是前边所引的那三行诗里所说的“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当他早期的作品在战壕里被许多青年人诵读时，他个人早已在紊乱的时代前退却了。如果没有那些信札传下来，人们会不知道这些年的岁月他是怎样渡过的；现在却从这些信札里知道，他当时对于人类所有的关怀并不下于指挥三军统帅在战场上所用的心机。在战后，他怀着那个“从事于真实地改变和革新的意志”，经过长久的彷徨和寻索，最后在瑞士缪佐地方的一座古宫里，在1922年，一举而完成那停顿了10年的巨著，《杜伊诺哀歌》，同时还一气呵成写了一部《十四行致莪尔菲斯》，10年的沉默和痛苦在这时都得到升华，一切“都有了个交代”。这两部诗集成为20世纪――至少是前半世纪――文艺界的奇迹，显示着一种新的诗风。如今，里尔克早已死去了，他的诗、他的信札，却不知教育了多少青年，而他的名声也一天比一天扩大，由欧洲的大陆而英国，由英而美，一直波及我们东方，甚至奥登在武汉的中心，有一天夜里会想到他。
现在距离奥登写那首十四行的时候转眼又是五年了。在这五年内，我们有成功，也有失败。成功，是我们当时所热望的，所想象的，如今有些事渐渐具体化了，把握得住了；失败，我们不能不承认，在一般的社会里显露出道德崩溃的现象。在这局面下，有人过分乐观，觉得一切都会随着抗战胜利而得到解决；有人在悲观，几年的流血并没有把人心洗得清洁一些，一切反倒越搅越混浊了，他们看着这情形，感到激愤，他们担心战后的社会里有许多事怕会更难收拾，恐怕需要比抗战还要艰巨的努力。在谈到这些问题时，我常常想到另一个英国人所说的一句话。在民国10年的一个夏夜，北京大学大礼堂里聚集了许多青年，在送别罗素的集会上听取这个英国的思想家的临别赠言。那时我还是一个没有走进大学门口的学生，也坐在人群中间倾心静听。那晚罗素说了些什么话，如今已经记不清，但是其中有几句却始终没有忘记，而且现在越想越有意义了。他说，中国这样大，人口这样多，其中只要能有1000个真实努力工作的人，中国就会有办法。现在，22年的岁月悠悠地过去了，当时参加过这个聚会的青年，如今多是40左右的壮年，分散在这广大国土的许多地方，回想起来，不无一些伤感。但是中国之所以能够有今日，大半还是多亏在这20年内不缺乏真实努力工作的人。我们只希望这些人的数目能够增加。
我们不要让那些变态的繁华区域的形形色色夺去我们的希望，那些不过是海水的泡沫，并接触不到海内的深藏。我们应该相信在那些不显著的地方，在不能蔽风雨的房屋里，还有青年――纵使是极少数――用些简陋的仪器一天不放松地工作着；在陋巷里还有中年人，他们承袭着中国的好的方面的传统，在贫乏中每天都满足了社会对他提出的要求。他们工作而忍耐，我们对于他们应该信赖，而且必须信赖，如果我们不对于中国断念。无视眼前的困难，只捕风捉影地谈战后问题，有些近乎痴人说梦，但真正为战后作积极准备的，正是这些不顾时代的艰虞、在幽暗处努力的人们。他们绝不是躲避现实，而是忍受着现实为将来工作，在混饨中他们是一些澄清的药粉，若是混饨能够过去，他们心血的结晶就会化为人间的福利。到那时他们也许会在夜里走出去，抚摩他们曾经工作的地方，像是“一个庞然的大物”。
1943年

《冯至学术论著自选集》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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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坦・休・奥登于1907年出生于英国约克地区，孩提时期搬到伯明瀚，在牛津大学接受教育。青年时受到托马斯・哈代、罗伯特・弗洛斯特、威廉・布莱克、爱米丽・狄金森、格拉得・曼利・霍普金斯和古诗的影响。在那时，他就显示出作为一个诗人的早慧，并与两位同事斯蒂芬・斯班德和克里斯多弗・依修伍德结成终身友谊。1928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1930年，又出版诗歌选集，由此发出了他作为新一代诗人的独特声音。从那以后，他一直以异常卓越的典雅诗艺和形式博杂的诗歌而著称；他的作品是大众文化、当下事件、方言口语的奇妙结合；他知识广博，善于从浩瀚的文学类别、艺术样式、政治理论和科技信息中吸收营养。他有一种引人注目的机智，常常戏仿其他诗人如狄金森、W・B・叶芝以及亨利・詹姆斯的写作风格。他的诗总是在叙述一段旅程或一次调查，或是字面的或是隐喻的。他的旅行给他的诗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

他访问过德国、冰岛和中国，也曾在西班牙服役。1939年他到了美国，在那里遇到他的同性恋情人切斯特・柯曼，并成为一个美国公民。他的信仰发生剧烈变化。在英国时的青年时代，他是社会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一个热情辩护人；后来在美国，则完全投入了基督教和现代新教神学家们的神学。他不仅是一位高产的诗人，也是著名的剧作家、歌词作者、编辑和散文家。他被公认为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他的作品对大西洋两岸后起的诗人有着深刻影响。

1954年到1973年，他当任美国诗人协会会员。他在纽约和奥地利度过了他生命后半期的大部分时光。1973，他在维也纳去世。

重温，顶给朋友看：）

虽然自嘲的口气多，尖锐批评还不够
反复读了好多遍，每一遍都觉得很无力

愿闻其详。

其实，重新看这首诗，倒是觉得带着很多余世存所特有的尖锐、愤怒和呼号。与奥登的诗作比较起来，还是有区别的。
不过，在2002年看到这首诗，与现在的重读，社会语境不同，应该说，余的这首诗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振聋发聩的作用。
[这么说话，真累。 ]

对不起，用词不当，您可能误会了
我觉得这首诗写的非常好，很有白居易的风格
“虽然自嘲的口气多，尖锐批评还不够”是指很多问题都是提出来了，用自嘲的口吻提出来了，但是对当政者造成这样的局面投去的利剑还不够锋锐，不够露骨，给他们留了太多的情面
“反复读了好多遍，每一遍都觉得很无力”这不是指诗的内容无力，是指我每次读完总觉得自己软弱无力，哀世事之多难，唯吾辈无能耳，光能呻吟，无力回天。

再看再看这首诗，难过地读不下去。。。也许在一些人的眼里，它是不合时宜的，但是它说出了真理和实情，这是最困难的，也最可贵。